糖尿病作为全球高发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无声杀手”。其不仅损害患者脏器功能、降低生活质量，更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与经济压力。当前，全球糖尿病防控形势严峻且呈现显著不平等特征，我国作为患者数量全球第一的国家，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与机遇。本文将系统梳理全球糖尿病防控现状，深入分析我国糖尿病流行特点，并结合国家最新防治政策，探讨兼具针对性与可行性的应对策略。

一、全球糖尿病防控现状与核心挑战

近年来，全球糖尿病患者数量持续攀升，防控工作陷入“发病率上升快、诊断覆盖率低、控制达标率不足”的困境，且疾病负担在不同国家和人群间呈现显著差异，形成复杂的防控格局。

（一）患者规模激增，流行范围持续扩大

糖尿病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患者数量增长态势远超预期。2021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已达5.29亿，而《柳叶刀》相关研究预测，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飙升至13亿，短短30年间增幅超过145%。更为严峻的是，疾病流行并非均匀分布，中低收入国家（LMICs）成为重灾区，全球约四分之三的糖尿病患者生活在这些地区。这一现象与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生活方式转型、健康服务滞后等因素密切相关，而高收入国家内部，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也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疾病负担，凸显了糖尿病防控的公平性难题。

（二）诊疗管理存在短板，防控效能不足

全球糖尿病诊疗环节存在明显漏洞，“诊断-治疗-达标”的全链条管理效率偏低。2023年《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15岁及以上糖尿病患者中，仅55.8%得到确诊，意味着约44%的患者处于“不知情”状态，无法及时接受干预。即便在已确诊的患者中，虽有91.4%正在接受治疗，但血糖控制良好的比例仅为41.6%，综合来看，全球所有糖尿病患者中，仅21.2%实现有效治疗且血糖达标。这种“高患病、低诊断、低达标”的现状，直接导致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居高不下，进一步加剧了疾病负担。

年龄维度的差异更为突出，35岁以下年轻患者的诊断率仅约20%，远低于中老年人群。由于年轻人常规筛查推广不足，且早期症状不明显，往往在出现脏器损伤等并发症后才被确诊，错失了最佳防控时机。此外，2000年至2023年间，全球糖尿病诊断率和治疗率虽分别提高8.3和7.2个百分点，但血糖控制达标率仅提升1.3个百分点，反映出诊疗质量提升的滞后性。

（三）区域防控失衡，结构性障碍凸显

全球糖尿病防控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高收入国家在诊断、治疗和管理方面表现优于中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北美地区诊断率最高，高收入亚太地区治疗率领先，而南拉丁美洲的血糖控制达标率相对突出。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核心障碍的包括：医疗资源匮乏，内分泌专科医生短缺；药品和器械可及性不足，胰岛素、血糖仪等基础物资供应链断裂；健康意识薄弱，公众对糖尿病危险因素认知不足。

《柳叶刀》“全球糖尿病不平等”系列论文指出，仅聚焦个体饮食、运动等行为干预已无法遏制危机，需依托社会生态学模型，从政策环境、社区能力、临床实践等多维度实施结构性干预。肯尼亚的“糖尿病护理包”供应链创新、喀麦隆的食品包装警告标签政策等案例证明，通过改变宏观生态环境，能有效提升防控效能，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二、我国糖尿病流行特征与防控痛点

我国作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疾病流行呈现“规模大、增速快、地域不均、知晓率低”的特点，防控工作面临人口基数大、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生活方式转型等多重挑战，形势尤为严峻。

（一）患者规模庞大，患病率持续攀升

我国糖尿病患者数量已占据全球四分之一，且增长势头迅猛。2023年数据显示，全国糖尿病患者达2.33亿，相当于每6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较2005年增幅高达163%。从流行病学特征看，男性患病率始终高于女性，吸烟、肥胖及生物学因素是主要原因；年龄分布上，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同时年轻化趋势明显，进一步扩大了防控范围。

地域分布差异显著，华北地区患病率最高，北京以28.45%位居榜首，天津、上海分别以25.78%和22.04%紧随其后，浙江、福建、新疆等地区也处于高位。这种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北方地区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大、体力活动水平低，发达地区快餐业普及导致高糖高脂饮食盛行，均推高了患病率。此外，我国糖尿病前期患病率达35.2%，存在庞大的潜在患者群体，防控工作面临“存量治理”与“增量遏制”的双重压力。

（二）防控体系存在短板，诊疗管理效率偏低

我国糖尿病防控的核心痛点在于“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三低问题。数据显示，我国糖尿病知晓率仅为43.3%，治疗率49.0%，控制率49.4%，虽略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仍有大量患者未能及时发现病情，或接受规范治疗。基层医疗机构作为防控前沿，能力薄弱问题突出：部分县级医院内分泌专科建设不完善，基层医务人员对糖尿病诊疗规范掌握不足，难以开展精准干预和并发症筛查。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进一步加剧了防控困境。优质内分泌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三甲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短缺、人才匮乏，无法满足群众就近诊疗需求。同时，医防融合机制不健全，疾控机构、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缺乏高效协作，导致筛查与诊疗衔接不畅，患者全程管理断裂，最终推高了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我国每年约83.4万人死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类并发症，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三）危险因素广泛存在，健康支持环境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方式发生深刻转型，成为糖尿病高发的重要诱因。高糖、高脂、高盐的饮食结构，缺乏运动、熬夜、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肥胖人群规模扩大，而肥胖是2型糖尿病的核心危险因素。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含糖饮料消费、高糖零食摄入及缺乏运动等问题突出，肥胖率上升直接推动糖尿病年轻化。

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滞后，制约了防控工作推进。部分地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足，公共体育设施开放程度有限，难以满足群众日常运动需求；食品标签管理不够严格，高糖高脂食品宣传缺乏有效管控，公众难以做出健康饮食选择；健康科普针对性不足，对不同人群的危险因素干预指导不够精准，导致公众健康意识薄弱，主动防控意愿不强。

三、我国糖尿病防控的应对策略与实践路径

针对我国糖尿病流行特征与防控痛点，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糖尿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2030年）》，明确了“预防为主、医防融合、基层为重点、中西医并重”的防控原则，构建多维度、全链条的应对体系。结合全球先进经验与我国实际，可从以下几方面推进落实。

（一）强化源头防控，构建健康支持性环境

源头防控是降低糖尿病发病风险的关键，需通过全民教育、生活方式干预和环境优化，筑牢防控第一道防线。一是开展精准化健康科普，丰富短视频、直播、动漫等新媒体传播形式，针对不同人群发布糖尿病防治核心知识，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主动参与科普创作，规范科普内容，指导公众科学认识糖尿病危险因素。

二是深入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聚焦“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和体重管理专项行动，推广健康适宜技术和支持工具。针对糖尿病高危人群、前期人群，开发个性化营养与运动干预方案，引导定期监测血糖、血脂和血压，维持健康体重。学校、企业、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应开展针对性健康促进活动，校园内限制含糖饮料和高糖高脂食品销售，保障学生运动时间；企事业单位完善职工健康体检和健康档案，提供膳食指导、健身服务和心理减压支持。

三是完善健康支持性政策与环境，加快营养促进政策落地，鼓励营养指导员深入社区开展干预；扩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覆盖范围，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加强运动评估与指导。借鉴喀麦隆经验，优化食品包装正面警告标签制度，明确标识高糖、高脂、高盐食品，引导公众科学消费；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强化控烟宣传，降低吸烟对糖尿病发病的叠加影响。

（二）健全诊疗体系，深化医防融合机制

依托分级诊疗制度，构建“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的糖尿病诊疗体系，提升诊疗同质化水平。一是加强医疗机构能力建设，重点推进县级医院内分泌专科建设，配备专业医师，提升综合防治能力；规范基层糖尿病门诊建设，通过人才培训、技术帮扶等方式，提升基层医务人员诊疗水平。鼓励发达地区优质机构向中西部输出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缩小区域医疗差距。

二是完善医防融合工作机制，建立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疾控机构、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协作网络。疾控机构负责糖尿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人群干预，医院承担疑难病例诊疗、并发症筛查和技术指导，基层医疗机构负责日常筛查、健康管理和随访服务，形成“筛查-诊断-治疗-管理”的闭环服务。推进内分泌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协作网建设，采用“中心辐射”模式，由专科专家远程指导基层医生开展胰岛素治疗、并发症识别等工作，提升基层诊疗信心与能力。

三是优化分级诊疗流程，以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为抓手，实现患者精准分流。病情稳定的患者由基层机构提供基本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病情不稳定或需并发症筛查的患者转诊至上级医院，确诊后再转回基层进行后续管理，形成上下联动的诊疗格局。同时，推广美国费城IMPACT项目经验，发挥社区卫生工作者作用，为高风险患者提供目标设定、长期随访和心理支持，提升干预效果并降低医疗成本。

（三）强化筛查干预，完善全程管理体系

扩大筛查覆盖面，加强重点人群管理，是实现糖尿病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一是制定城乡社区筛查和干预指南，提高基层机构筛查能力，重点针对40岁及以上人群、糖尿病前期人群、肥胖人群、有家族史者等开展定期筛查。引导高危人群每年至少测量1次空腹血糖，前期人群每半年检测1次血糖，每年进行1次风险评估，实现早期诊断。

二是建立筛查与诊疗衔接机制，对筛查发现的疑似患者，及时转诊至医疗机构明确诊断；对确诊患者，纳入全程健康管理，定期开展血糖监测、并发症筛查和健康评估。借鉴美国T1D Exchange经验，构建糖尿病质量改进协作网，利用电子病历数据库开展数据驱动的精准管理，识别诊疗服务中的差距并优化政策。同时，关注围孕期营养干预，借鉴印度PRIYA试验经验，对年轻女性补充维生素B12等微量元素，打破糖尿病代际传递恶性循环。

三是推进中医药融合应用，发挥中西医并重优势。中医药在糖尿病前期干预、并发症防治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推广适宜中医养生保健技术，为患者提供个性化中医药服务，提升防控效果。加强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推动中医药与现代医学在糖尿病诊疗中的协同发力。

（四）完善保障政策，强化多部门协同发力

糖尿病防控是系统工程，需强化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一是加大财政投入，保障糖尿病防治工作经费，重点支持基层医疗设施建设、人才培训、健康科普和筛查干预工作。优化医保政策，将糖尿病筛查、诊疗、并发症管理等相关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提高药品和器械可及性，减轻患者负担。

二是强化多部门协同，卫生健康、教育、体育、市场监管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防控合力。卫生健康部门牵头统筹防控工作，教育部门推进校园健康促进，体育部门完善健身设施并推广运动干预，市场监管部门加强食品标签和含糖食品管控，广电部门加大健康科普宣传力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糖尿病防治工作，开展公益宣传、健康服务和物资捐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

三是加强科技支撑与国际合作，推广糖尿病防控适宜技术和创新成果，推动血糖监测设备、降糖药物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与应用。借鉴全球先进防控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优化防控策略，同时分享我国在基层防控、中西医结合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为全球糖尿病防控贡献中国智慧。

四、结语

全球糖尿病防控正面临严峻挑战，疾病负担的不平等性与诊疗管理的短板，要求各国突破单一临床干预模式，构建多维度、系统性的防控体系。我国作为糖尿病大国，患者规模庞大、地域差异显著、防控基础薄弱，亟需将糖尿病防治纳入健康中国建设核心任务，落实预防为主、医防融合的防控原则。

通过构建健康支持性环境、健全诊疗服务体系、强化全程筛查管理、完善多部门协同机制，我国有望逐步遏制糖尿病高发态势，提升患者健康水平，减轻疾病负担。同时，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糖尿病防控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输出中国方案，共同应对这一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为实现全民健康目标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