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疗法与生物疗法结合对抗肝癌 一、肝癌治疗的现状与联合策略的兴起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类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长期居高不下。由 于早期症状隐匿，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丧失了手术切除的机会。传统治疗手段如经 动脉化疗栓塞（TACE）、射频消融（RFA）等局部物理疗法虽能有效控制肿瘤负荷，但难以 根除微小转移灶或预防复发。与此同时，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靶向药物为代表的生物疗法在 近年取得显著突破，尤其在改善系统性抗肿瘤免疫应答方面展现出潜力。然而，单一疗法往往 受限于耐药性、肿瘤异质性及免疫抑制微环境等因素。在此背景下，将物理疗法与生物疗法有 机结合，成为提升肝癌综合治疗效果的重要研究方向。 1. 物理疗法通过局部干预重塑肿瘤微环境 物理疗法主要包括热消融（如射频、微波）、冷冻消融、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以及 放射治疗等。这些方法不仅能直接杀灭肿瘤细胞，还可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释放 肿瘤相关抗原、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等信号分子，从而激活树突状细胞并促进T细 胞浸润。例如，射频消融后可观察到外周血中CD8⁺ T细胞比例升高，提示局部治疗可能触发 全身性抗肿瘤免疫反应。这种“原位疫苗”效应为后续生物疗法的介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生物疗法增强系统免疫应答，弥补物理治疗局限 以PD-1/PD-L1抑制剂（如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和CTLA-4抑制剂为代表的免 疫检查点抑制剂，能够解除T细胞的抑制状态，恢复其对肿瘤细胞的识别与杀伤能力。此外， 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仑伐替尼、索拉非尼）不仅抑制血管生成，还具有调节免疫微环 境的作用。临床前研究表明，物理消融后联合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显著延长动物模型的 生存期，并减少远端转移灶的形成。这表明生物疗法可有效放大物理治疗引发的免疫激活效应， 实现“局部+全身”的协同抗肿瘤作用。 二、临床实践中的联合应用进展与挑战 近年来，多项临床试验积极探索物理疗法与生物疗法联用的可行性与疗效。2022年发表 于《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的一项II期研究显示，在不可切除 HCC患者中，接受 TACE联合阿替利珠单抗（抗PD-L1抗体）与贝伐珠单抗（抗VEGF抗体）治疗的客观缓解率 （ORR）达36%，显著高于历史对照组。另一项由国内团队开展的前瞻性研究发现，微波消 融后序贯使用卡瑞利珠单抗（国产PD-1抑制剂）可使12个月无进展生存率提升至58%，且 安全性可控。这些数据初步验证了联合策略的临床价值。 1. 联合时机与顺序影响治疗效果 目前研究普遍认为，物理疗法应先于或同步于生物疗法实施，以利用其诱导的免疫激活窗 口期。例如，在消融后72小时内启动免疫治疗，可最大程度捕获释放的肿瘤抗原并促进T细 胞致敏。若顺序颠倒，免疫抑制微环境可能削弱物理治疗的免疫增效作用。此外，不同物理手 段对免疫微环境的影响存在差异：热消融倾向于促炎，而冷冻消融可能伴随更强的免疫抑制因 子释放，需个体化选择联合方案。 2. 安全性与患者筛选仍需优化 尽管联合治疗前景广阔，但不良反应叠加风险不容忽视。例如，TACE联合免疫治疗可能 增加肝功能异常、免疫性肝炎或出血风险；放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则需警惕放射性肝损伤 与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的协同效应。因此，严格筛选肝功能储备良好（Child-Pugh A 级）、无活动性自身免疫疾病及可控基础病的患者至关重要。同时，亟需建立基于生物标志物 （如PD-L1表达、肿瘤突变负荷、循环免疫细胞谱）的预测模型，以识别最可能获益的人群。 当前，物理疗法与生物疗法的整合正从经验性尝试迈向机制驱动的精准联合。随着对肿瘤 免疫微环境动态变化理解的深入，以及新型物理技术（如纳米增敏放疗、可穿戴超声设备）与 下一代生物制剂（如双特异性抗体、细胞疗法）的发展，未来肝癌治疗有望实现更高水平的局 部控制与系统获益。不过，大规模III期随机对照试验仍在进行中，临床推广仍需循证医学证 据的充分支撑。 本文相关内容不可替代专业医疗建议、诊断或治疗。仅用于大众获取疾病和健康方面的知 识科普，不能用于自我诊断病情，所有内容仅供参考，具体诊疗及用药请到医院咨询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