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状腺癌是近三十年全球增速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的变化轨迹已成为肿瘤流行病学研究的经典“教科书案例”。综合全球癌症负担数据库、美国 SEER 及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可归纳出以下特点：绝对病例数持续攀升、性别差异显著、年龄分布集中、地区差异明显，且死亡率始终维持在低位并继续下降。

先看“量”。2020 年全球新发病例约 58.6 万，其中女性 44.9 万、男性 13.7 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第 5 位；到 2040 年，病例数预计升至 76.1 万，增幅 30%，男性增速（35%）略高于女性（28%）[ ^12^ ]。中国 1990 年年龄标化发病率（ASIR）仅 1.25/10 万，2021 年已升至 2.47/10 万，31 年间年均增长 2.2%，显著高于全球平均的 1.1%[ ^11^ ]。若以绝对数计算，中国年新发从 1.2 万例增至 4.8 万例，翻了两番，占全球增量的一半以上。

性别差异是甲状腺癌最醒目的标签。全球范围女性发病率约为男性的 3 倍，这一比例在中国同样成立。年龄别曲线显示，女性发病高峰出现在 40–49 岁，与围绝经期重合；男性高峰则延后至 60–69 岁，且到 85 岁时两性发病率趋于接近[ ^10^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女性患者占绝对多数，但男性一旦患病，肿瘤往往更大、更易侵犯甲状腺外组织，BRAF V600E 突变率也更高，导致男性死亡率占全部死亡的 37%，远高于其发病占比 23%，呈现“低发高亡”的倒置现象[ ^10^ ]。

时间趋势方面，全球甲状腺癌在 1980–2015 年间几乎呈“直线”上升，年均增幅 3%–7%；2015 年后，韩国、美国等高筛查国家率先出现“平台期”，而中国、印度、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仍在爬坡。Joinpoint 分析显示，中国 ASIR 在 1990–2021 年无显著拐点，仅 2007–2010 年因超声普及速度放缓出现短暂增速下降；同期死亡率（ASMR）却以年均 0.7% 的速度下降，提示“早诊早治”效果开始显现[ ^11^ ]。全球 ASMR 同样下降 0.2%，但降幅小于中国，可能与部分欠发达国家诊疗可及性仍低有关。

地区差异同样值得关注。按人类发展指数（HDI）分层，高 HDI 国家 ASIR 可达 10–15/10 万，而低 HDI 国家仅 1–2/10 万；然而高 HDI 地区的 ASMR 反而更低，说明“高发低亡”模式与诊断能力密切相关。中国内部呈现“东高西低、城高乡低”的梯度：上海、杭州、青岛等沿海城市 ASIR 已突破 12/10 万，接近欧美水平；而甘肃、贵州等内陆省份仍低于 3/10 万。同一省内，城区发病率往往是农村的 2–3 倍，差异主要源于健康体检覆盖率和超声设备拥有量。

组织学构成上，乳头状癌（PTC）占全部病例的 85%–90%，其膨胀性生长、惰性生物学行为是死亡率低的基础；滤泡癌、髓样癌及未分化癌合计不足 10%，却贡献了超过 40% 的死亡。近二十年 PTC 中微小癌（≤1 cm）比例从 10% 升至 40%，而肿瘤平均直径由 2.4 cm 降至 1.6 cm，再次印证“筛查推动型”增长是主因。然而，SEER 数据库显示，>4 cm 的大病灶并未同步减少，提示在“过度诊断”之外，仍有真实生物学增加的成分，可能与肥胖、辐射暴露、内分泌干扰物等环境因素有关。GBD 2021 将高体质指数列为唯一可量化的归因危险因素，其导致的死亡占比在 30 年间由 2.8% 升至 6.4%，且呈继续上升态势[ ^11^ ]。

展望未来 15 年，ARIMA 模型预测中国 ASIR 仍将以年均 1.5% 的速度递增，2035 年前后达到 3.5/10 万左右；男性 ASMR 趋于稳定，女性 ASMR 继续下降，但病例数的绝对增长将使甲状腺癌稳居女性前五位恶性肿瘤[ ^13^ ]。全球层面，随着中等收入国家超声普及率饱和，预计 2040 年后整体发病率进入平台；但若肥胖流行趋势得不到控制，大直径肿瘤及侵袭亚型可能反弹，死亡率下降速度亦将放缓。

综上，甲状腺癌的流行曲线是“技术推动”与“真实增加”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高频超声、细针穿刺和健康体检把大量亚临床病灶提前检出，造成发病率陡升；另一方面，肥胖、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及不明遗传背景仍在推动生物学层面的真实增加。幸运的是，绝大多数肿瘤为低度恶性，规范化手术加必要的 131I 治疗即可实现长期存活。未来防控重点应放在：① 优化筛查策略，避免对 <1 cm 结节过度干预；② 加强肥胖防控，减少可归因负担；③ 提高基层外科和核医学水平，缩小地区差异；④ 开展基于分子标志物的危险度分层，实现“精准治疗、精准随访”。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在继续降低死亡率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消耗和患者心理负担。